国学有望纳入领导研修课 未来或将纳入学分体系

同时，这一过程对社会具有强烈的感染、教育和提示作用，它可以让公众亲眼见到民意的表达过程、立法正义的实现过程，使他们认识到自己不仅仅是司法裁判、行政执法的被动接受者，同时，还可以追问司法裁判和行政执法依据的正当性，从而有助于增强立法的民主性及法与社会的亲和力，有助于真正树立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而这种行为，至被有正当权限的机关取消或确认其无效时为止，是受合法的推定的，对方的人民不得否认其效力。归根结底，应认为公定力在一定立法政策下，是实定法特别承认的效力。

当然，不将先定力列入行政行为效力内容并不影响对其研究。无论行政处分之内容为下命、形成或确认，均有产生一种行政法上法律关系之可能，不仅应受其他国家机关之尊重，抑且在其他行政机关甚至法院有所裁决时，倘若涉及先前由行政处分所确认或据以成立之事实（通常表现为先决问题），即应予以承认及接受，是故称为确认效力，上述事实既为嗣后其他机关裁决之既定的构成要件，故又称为构成要件效力。如果鼓动相对人或社会对行政行为进行抗拒，会造成社会的动乱，从根本上动摇社会基础。（2）如犯罪构成要件涉及行政处分之合法性问题，则刑事法院自行审查行政处分是否合法，以决定当事人之行为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要件。[127]更有观点认为，诉讼的提起是否应该停止处分的执行，是与撤销诉讼的排他性管辖不同的问题，是由政策上的考虑来决定的问题。

相对人对无效行政行为主张无效和行政主体纠正违法无效行政行为不受时效限制，决定了行政行为自成立后一直处于相对确定力状态。（2）既然行政行为公定力仅为一种推定的效力，推定期间有多长？何时不再推定？如果成立时即具有合法要件，当然勿需推定。例如所要执行之债虽然形式上由行政行为产生实质上缺少公法属性，但若债务人并未在救济期限内就此提出抗辩，则在强制执行阶段就不再采纳此抗辩理由。

历史上的法典运动与地域差异等因素导致了各州的行政执行法律制度不论从内容还是结构上都存在较大的差异。[52] 同时给付通知还要具备一定的催求性，以防止沦为单纯的对于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的确认性行政行为。在此期限内，作出强制执行命令的机关对执行债务人予以催索，债务人可在此期限内自行履行债务。有关高权内涵的论述还将在后文中各有侧重地进行。

摘要:  在二元结构与双层理路下，德国区分对公法金钱债权与作为、容忍及不作为这两类公法义务的强制执行，相应建构各有侧重的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但在总体上由两个层次构成，由第一层次的行政强制执行基础的形成迈向第二层次的行政强制执行的贯彻。国内有学者将Parteistreit译为政党争诉值得商榷，根据相关德文法学评注的解释，作者认为将Parteistreit译为平等争诉为宜。

三、公法金钱债权的行政强制执行机关 从双层理路看，执行行为是与产生被执行的公法义务的行政活动相独立的行政过程，但根据《行政强制执行法》第七条第一款及州法的相关规定，原则上针对作为、容忍及不作为的强制执行都由做出基础行政行为的机关来承担。除此之外，由于行政强制执行亦是行政行为，故而也受到《行政程序法》的补充规制，例如该法第四至八条、二十至二十一条、二十八条、三十一至三十二条、三十五至四十一条以及四十二至五十二条。[26]命令机关在执行的时间、方式、何时中止、是否限缩自身请求权等问题上对执行机关进行指令。相应的强制执行制度的建构是对这种独特性的法治回应，税费法定与依法行政原则则在根本上决定了强制执行制度的面貌。

容忍债务人并不以自身的财产为他人的债务担责，其仅仅在管理属于他人的财产，因此当该他人财产被强制执行以清偿债务时，作为管理人的容忍债务人就必须尽容忍义务。四、公法金钱债权的行政强制执行债务人 《行政强制执行法》第二条对哪些相对人可作为执行债务人（Vollstreckungsschuldner）进行了规定，《税法》第七十七、二百五十五、二百六十三至二百六十七条对该问题进行了补充。一般认为，如果两个机关分属不同的公法法人，则其可以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来解决争议。其二，高权性意味着公权力主体与相对人间的不平等关系，前者高于后者，并可以单边的行动调整影响相对人的权利义务。

联邦财政法院认为其不具备补正效力，[63] 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高级行政法院则认为虽然提前开始了相关强制执行程序，但事后的宽限期限对提前具有补正效力，宽限期限届满后相关的强制执行措施依然合法有效。更为重要的是，当建立一个高效而又谦卑的现代法治政府已成为社会共识，依法行政、执法为民则应是建立健全我国公法金钱债权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最好价值诠释。

[76] 具体以何种方式、何类措施执行需由执行机关在法定范围内自由选择决定，除非命令机关根据法律规定作出特别限制，因此也只有执行机关的强制执行措施而非命令机关的执行委托才会影响到相对人的权益。七、结语 二元结构与双层理路下所构造的德国公法金钱债权的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保障了有关税费法律的有效贯彻，使行政公信力得到保证，并以权利保障作为制度构建的另一主轴，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公民的合法权益，约束了行政肆意。

公法金钱债权的行政强制执行本身是一种依靠国家强制力严重介入公民私权领域的行政行为，故而不论是《行政强制执行法》还是《行政程序法》都在对行政强制执行行为的规制中考虑了这一特性，即侧重规制高权运作过程，对于运用高权的主体、相对人、前提条件、标的范围等作出了比较详细的规定，而对于债权执行的具体过程并未作出过多的细节规定。双层理路的出发点是加强对行政高权的法律控制，努力保持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谦抑，使整个执行过程更加有序与透明，并更加充分地保障相对人的法律救济权利。《行政强制执行法》第一条第二款仅从消极排除的角度，说明了哪些公法金钱债权不作为该法的规范对象，并未对公法金钱之债作出正面的准确定义。[53] 另外，给付通知是一个要式行为，需得以书面形式或者电子形式作出，且通知中需载明行政机关负责人签名以及对法律救济渠道的提示等必要内容。[5] 值得注意的是，《行政程序法》(VwVfG)作为联邦层面的统一行政程序法典回应了州层面行政程序法律的历史相近，并借助《行政法院法》(VwGO)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促导了各州趋同。通过行政行为或行政合同，行政机关的公法请求权就特定化为相对人的公法义务，如果这些公法义务不能被自愿履行，则行政机关可通过单边高权行为即行政强制执行来迫使相对人履行。

罚金，包括执行罚（Zwangsgeld）和罚款（Geldbusse）。高权性是行政行为等诸多行政活动的典型特征。

[18] 因此《行政强制执行法》所指称的公法上的金钱债权主要有税费之债（Abgabenforderungen），其包括了税金（Steuern）、捐税（Beitraege）以及费用（Gebuehren）等，涵盖了各类税收及行政收费。此外，该法第一条第二款规定了两类金钱债权的执行排除适用该法的情形。

[51] 就给付通知而言，其内容必须确定具体，通知中应当载明征缴数额和原因，如果缺少数额内容，则该通知是无效的。[45] 因此，给付通知是对责任债务人予以行政强制执行的必要前提。

[62] 此外，由于公法金钱债权中包含公共税费这一特殊标的，为了平衡《行政法院法》里救济期间不停止执行的规定，故在实体法里特别规定了一定期间的届满作为执行开始的条件，从而实现法益的平衡。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行政强制执行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强制执行程序可参照《税法》相关规定，《税法》第二百四十九条第一款也规定财政机关可以通过行政程序强制执行金钱给付义务，但并不能据此径直得出州财税局是《行政强制执行法》意义上的联邦强制执行机关，因为他们至多只能一如《行政强制执行法》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根据州法辅助协作相关执行程序。[17] 在其他情况下，得被在联邦层面行政强制执行的金钱债权，都以其公法性为必要。[25] 然而就公法金钱债权的强制执行而言上述情形并非普遍，常出现前后机关部门的不同。

催索程序并非强制执行的一环，而是作出强制执行命令的必要前提。文章来源：《行政法论丛》第23卷。

德国 引言 动用国家强制力量进行行政强制执行，是有权行政主体为实现其行政目的而采取的终极手段，会对行政相对人的有关权益造成极大的克减，因此其制度建构必须足够谨慎并应富有程序正当的法治精神。例如若干土地所有人承担共用烟囱的清洁费、[36] 业主委员会成员共同承担地产税、[37] 夫妻共同承担街道清洁费等。

[65] （四）催索 根据《行政强制执行法》第三条第三款之规定，在强制执行命令发出之前，应当再给执行债务人留以一周的期限，作为一种特别的催索期间。[3] 这种二元结构被严格地体现在了于1953年4月27日颁布的《行政强制执行法》（VwVG）中，其第一至五条针对公法金钱债权的强制执行，第六至十八条则针对作为、容忍及不作为的强制执行。

[27] 在这种情况下，行政强制执行机关给予债权人机关公务协助（Amtshilfe），负责对命令机关的强制执行指令贯彻执行，其设定与构成由法律规定。[72] 六、公法金钱债权的行政强制执行程序 在满足了前文所述前提条件后，强制执行命令的发出意味着具体贯彻强制执行程序的开始，行政强制执行进入到了其第二层次。[34] 根据法律规定，执行债务人分为三类即自居债务人（Selbstschuldner）、责任债务人（Haftungsschuldner）以及容忍债务人（Duldungsschuldner）。[19] 行政诉讼法所称的平等争诉意在说明当事双方程序法上诉讼地位的平等，而此处所谓的平等争诉的内涵略不同于诉讼法意义上的相应概念，其旨在强调在这种情况下，两造双方间在实体上不是服从法律关系（Subordinationsverhaeltnis），而是相互平等的法律主体。

[33] 执行债务人需有参与行政过程的能力，对自然人而言毋须具备行为能力，例如未成年人同样可成为执行债务人。[57] （二）给付义务的到期 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的设定通常由法律保留，法律规定了在对行政相对人课以金钱给付义务时应当对其留以一定的履行期限。

[46] 例如，若要对无限公司股东、两合公司的无限责任股东、两合公司的有限责任股东（以出资额为限）、民事合伙的合伙人、《联邦商法》第二十五条所规定的商事受让人、独资企业的加入人、遗产买受人进行金钱给付义务的行政强制执行，就必须向其发出给付通知，责任债务人如有异议则必须在开启执行程序前通过各类法律救济途径证明执行机关所主张的债权是不存在的。[80] 但若两机关或部门属于同一公法法人，则相关纠纷是不能通过行政诉讼来解决的，而得依靠所谓的内部程序（In-sich-Prozess）来解决，即由两者共同的上级来判断解决。

首先，若干人可因共同债务人的身份成为强制执行中的自居债务人，诸多行政法院的司法判例都对此作出了肯定评价。近年来我国有学者对德国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与程序予以了总体介评，并对作为、容忍及不作为的强制执行的内容进行了具体剖解，但并未依循二元结构下由一般规则向特殊规则的逻辑进路，对公法金钱债权执行的构造给予充分论述。